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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承担首要责任

    政府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发特色文化、发展特色经济。要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要有效地保护地方生态资源和保护地方文化遗产，进行区域性生态资源有效的规划、实施、保护。

作为地方性政府，需要制定区域性可持续性发展规划，该计划必须把保护“生态资源”放置第一位，第二步从保护有效的结果上去发展地区性经济开发。同时，在设计和制定计划初期，要充分认识保护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性及树立地方特色文化品牌意识。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随时要回头检讨政府在执行持续性发展计划时，是否削弱地方性特色文化、削弱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资源”是指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种群的人文生态环境。这两种生态环境是相互不可缺少的生命状况，是我们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生命经验总结出来的符合地球生存的“生命环境”。

    因此，对于每一个地区的政府责任要求，不能把发展经济只停留在短期效益的计划上，要把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作为重要责任来明确；要清楚保护地区性文化资源与保护地区性自然资源同等重要，要有意识地把保护文化遗产的措施纳入到地方性经济发展的实施计划中，并得到有效落实。

    在中国的区域性可持续性发展管理机构，主要分属在各省市及自治州县政府。在这些行政划分区，相对都有自己的地区性特色文化和地区性特色经济，但这些特色文化和特色经济受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影响，都未有持续性发展的条件，发展状况时好时坏。由于长期处在无政府、无计划发展的状态，造成至今不仅严重地浪费了可发展资源，甚至还破坏了相当大量的资源基础，严重损坏了地区人民的积极性，也造成了政府与老百姓长期不重视地方特色经济的结果。在牺牲以地方特色文化为支柱产业的地方特色经济的同时，又使该地区本应该有可持续的特色文化，却发生许多人为的“断代”现象。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在面临第二次经济变革中，必须选择好自己的出路，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

    在这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有不少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如墨西哥政府就把长期保护文化遗产与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结合在一起，他们提出“三个结合”的方式：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三是保护以国家为主公众参与结合。这三点文化保护战略方针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使墨西哥的旅游业成为全国的经济产业支柱，并成为目前环太平洋地区旅游业收入最高、最好的地区。他们在合理开发的同时，使许多地区的贫困状况通过保护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改善，促成地区性经济高速发展，彻底的改变了文化与经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全面提高了政府的自治能力和全民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并解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最头痛的问题——大量就业人员的安置。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成功的范例。如云南省与西藏、四川三省相连的中旬地区，今年5月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性的地名改变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香格里拉”的产生，证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意识到“香格里拉”文化品牌的含金量，它不仅代表着完美的生态环境，还代表着人类几个世纪来向往着的人间天堂。创造一个美丽的人间仙境，一个没有污染仍保持着浓厚风情的藏文化生活区，作为改变地名是实施该地区走向富裕生活计划中的目的，是建设这个区域性经济产业支柱计划中重要一环，也是中央政府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旅游创意”开发成功的一种新尝试，同时是作为全国促进民族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努力部分。

    在中央、省、州、县四级政府的积极组织下，今年夏天到“香格里拉”的游客比去年多30%，拉动了经济的全面收入。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取得非常明显的效益，一下子就从全国约900个县级中脱颖而出，形成 “大牌明星”效应。地方政府及当地人民都意识到这是一种珍贵的“商品”，她们必须好好地珍惜它，保护它。现在退耕还林，保护生态环境，老百姓都很积极参与，地区性民族文化——“藏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爱护和完善。在这里，“保护”的意识已纳入政府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产中，他们不仅把现存的民族文化保存下来，还由政府有组织、有系统地挖掘整理出许多已消失掉的服装、服饰、歌舞、戏剧、制铜制银等工艺及民族性的文化遗产。老百姓们自觉地在生活中仍着民族服装，并有意识穿着已消失又恢复的各式传统藏装。当你脚踏在海拔3千多米高的牧场上时，看着身穿五彩绚丽服装的藏族女孩子随着羊群的移动，飘浮在铺满鲜花的“地毯”中，远处起伏的雪峰挂着一动不动地白云静静地镶在蔚蓝色的天空里，清澈的小溪却从你的脚下静静地淌过，这一切难道不就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难道不就是鼓励人们可花费大量的钱去寻找到的快乐吗？

    寻找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无形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方式，是能合理地达到成功保护的唯一出路。只有在熟悉“大文化”的规律和脾气，才能寻找到保存这支文化的方式。如中国博协在以少数民族为集居地的贵州省六枝地区建立“梭戛生态博物馆”，就是证明，有组织、有计划、有条件地帮助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是有效地帮助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她们在实施过程中，摸索和调整每一个阶段的保护方式，并有效地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方式，最终成功地在当地保护了“箐苗”这支苗族支系的文化环境、文化状态、生活及生产方式。同时又帮助地区政府解决了经济发展方向，开展了“箐苗”特性的民族生态旅游项目，成功地维护和保证了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

   “梭戛生态博物馆”从1995年论证，到1998年建成开馆，不仅把零散的12个自然生态村寨系统地纳入一个整体的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并且还把整个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作为维护，生态区域性文化的环境进行共同保护。作为保护生态环境，抢救文化遗产，引导开发生态旅游的试验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受益非浅的事件。

    只有树立新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才是根本解决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措施。贵州省政府经过七年的“实验”，越来越尝到旅游品牌效益的甜头，也尝到了开发生态旅游，文化上档次、文化有特色的甜头。为了站在其它省市的生态旅游的前列，抢全国生态旅游文化的重点，省政府在今年又建立三个不同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并把发展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纳入了省经济发展规划和省旅游发展规划，作为省品牌项目加速发展。“梭戛”的成功实例，使原以国际组织援助、文化机构拨款为主的文化生态保护项目，改变为地区政府主动申报，主动建立新计划，主动筹集专项发展资金的行动。这是实现在中国国情下，使原仅靠文化部门抢救的项目成为地方形象的龙头代表，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中确立和巩固新的保护措施，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

    政府行为是保护、抢救文化遗产，保护、抢救生态环境最好的力量。也只有充分调动这个力量的深入、全面，才可能谈到全方位保护中国环境内的人类文化遗产，才能有条件去全面抢救文化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