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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命的自然，是再现无形文化最好的形式
    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结果，是我们人类历代对生命追求的写照，也是人类最能感动的精神场面。

    走进生命、触摸历史、触摸文化，是我院创造的一个符合人类文化习惯的有形生命空间。在这个诱导性文化空间里，现实的生命过程，是一次人们自己生存的检查，是人性化的一次流露。当参观者以自然和谐的心态进入少数民族朴实的生活空间时，既陌生又熟悉的人性氛围，会引诱人们去寻找心灵的真、善、美。让“生命”自身觉醒，是代表“生命”的再现，是一次重新回到“自然”之中，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体验。因此，在不经心的游览“生命”的过程中，博物馆的状态已不是强迫的说教关系，而是自然地参与述说人类自己的过程。

    自由，是完成参观博物馆提供文化享受的最高奖励。让参观者自由地、不自觉地、轻松地游进“文化”，当她的眼光和手指触摸到温情的小桥流水时，不时闪现的傣家少女身影将会引她进入到亚热带丛林文化中去，体验着热带风情的今天和过去。这种“露天”的处理手段，创造的文化空间，会唤醒观众的潜在意识，主动参与到想象中的现实中来，使每一次的抽象意识变成具象的物体，使单一的物体说明变成一次文化氛围的产生，就是塑造无形文化的永恒。

    从中华民族博物院主大门开始，进入第一个馆区，一条通向西藏大昭寺的“朝圣路”，将人们从现代的生活环境中，引导到既陌生又神秘的巨大花岗岩石丛中。在这里，每块浑圆的石头都是人体的几十倍、几百倍，上面刻画着藏传佛教的传说和各种佛经。由于采用迂回式的向上运动方式，使人们的身体和注意点都集中在巨石群中，偶然进入视点的只是蓝天和遥遥相望的寺庙影，仿佛每一个游客都在高原缺氧的状态下，虔诚地向上攀登。当走出最后一堆巨石群时，豁然一片“拉萨”景象出现在眼前，空旷的广场上，耸立着威严的大昭寺，诵经声和披着深红色袈裟的喇嘛身影，配以围绕广场四面的“坛城”、“八角街”、“康巴民居”、“转经廊”等藏式建筑及藏式风俗，人们身临其境，不经意地就领略了藏族的生存环境、文化氛围和高原风情。

    随着西藏馆区的跨过，参观者开始走村串寨，过河流、走小桥、跨梯田、上山寨、下坝子，羌族、景颇族、哈尼族、佤族、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蒙古族、维吾尔族、鄂伦春族、朝鲜族、台湾少数民族、傣族等四十五个民族1：1的自然村寨一一再现。刚跨过“母系社会”，又走进“奴隶社会”；欢快的拦路酒才喝过，耳边又响起了鸡鸭鱼鹅的喧闹声，嗅着空气中飘动着的稻谷花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炎黄子孙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幅幅风情万种的生命情趣风光。

    选择有形的自然村寨居住环境和和谐的人类生活状态，营造出一个文化的新表现载体，将充分自由地体现包含在这个新载体里有形和无形文化的人类遗产。

    新载体的表现形式，是我院对人类文化的觉悟，对传统文化形式的革命，这就是创造“新文物”的“生命空间”。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代表的文化、历史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当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生活、生产、宗教等文化行为，集中在一起展示时，你不能因为某一民族仍保留在原始社会公社阶段，而去抹杀他们不是优良文化。当把一个运动的生命文化空间作为串联村寨、茅屋之间的文化联系，一个个原只具备单一的文化符号变成了一个强烈、运动的完整社会状态。在人们概念中的箩筐扁担、锅勺碗筷，甚至是一个极不起眼的竹筒，这时都成为说明人类历史的物证，迅速使参观者的思想在每一个“社会”停留，在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中透视历史，反思自己的文化。于是每一间民居中的“民品”，都是一件件极宝贵的文物，都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当我们把“文物”搬进“社会”中时，这里的“文物”已超越了一切历史的说明和语言，是一切文字无法述明和代替的。它作为一件“文物”，已存在时间和空间里，承担着的作用是用今天的文字无法表述的。

    在这种形式下的文化空间里，村村寨寨的每一草、每一木，都改变了它的单一性质，成为表述历史的、文化的真实的信息素。它们之间有机的联系和文化性质已大大高于一件有形文物的价值。因此，村寨、民居的生命空间，已不仅仅是作为人类居住条件、居住环境，而是作为人类生命精神的写照。它记录着人类历史丰富的文化信息。当它进入到博物院的每一个馆区时，静态的景观被人性味充实，被大自然和谐生存的状态充实。它替代着一般城市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台，使我们回到人类曾经走过的历史，回到人们熟悉的家，回到人们曾经有过的“家”。

    回到自己熟悉的家，回到曾经有过的家。这就是我院体现人类文化遗产可持续性的“生命”状态，也是我院努力完成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全面性保护措施。

    保护好我们的“家”，不要让它消失。